1.

时隔多年,我再次遇见老蒙。

年的冬天,我休假回老家,闲着没事,去一个朋友的典当铺喝茶。我问他会收到什么样的东西?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他老练地洗茶,倒茶,回答得云淡风轻,像是对所有迫不得已的人都宽容大度,见怪不怪。他说一般都是黄金首饰,数码产品和手机,他基本上一眼就能断定真假,并很快地报价。

我说,会不会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明明是件好衣服却要说“光板没毛,破烂棉袄”,他笑了笑,说,没那么夸张,但意思差不多。我说,不来赎的咋处理?他说,处理的办法多得很,这个不怕。我说,那怕的是什么?他说,赃物,所以,得做出判断,谨慎为好,利润再大,也宁可不收。

我听得入迷,老蒙就推门走了进来,是那种县城里常见的中年人打扮:一件黑色的旧皮衣,灯草绒裤子,黑皮鞋,平头,腰上挂一大串钥匙。当然,我第一时间并没有认出是老蒙,他肯定也没认出我,他指了指门口,对我朋友说,50斤的土狗,要不要?我朝门口望去,一条黄色的大狗蹲在潮湿的地上,憨厚地望着老蒙。记忆像浮出海面的冰山,圆脸,说话有点大舌头,神态举止确定无疑,就是老蒙。

我朋友笑了笑说,狗不要。老蒙仿佛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养了五年,早上刚上秤,50斤出头,你拉到农贸市场,毛狗都是20块一斤,我只要块。我朋友起身递了一支烟给老蒙说,老蒙,都是朋友,我被狗咬过,怕狗。老蒙接过烟,点了点头,转身离开。狗见老蒙走出来,起身跟着他走了。

朋友坐下,笑了笑,往我杯子里添茶。我说,这狗不是赃物吧?他说,肯定不是,链子都没拴。我说,还有押狗的?他说,急用钱,当然,来这里的人都是急用钱,但押狗的,我算是第一次见。我问,如果真像他说的,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拉去农贸市场卖了?朋友点了支烟说,他动了个小脑筋,拉到农贸市场,狗就被杀了,放我这里,我不可能杀他狗,当然,我不可能给他养狗,几百块钱的事,我不是慈善家。

我终于坐不住了,向朋友告辞,推门出去,寒风扑面而来,我想起刚才那一幕,心里一阵酸楚,我在西街看到了老蒙和他身后的狗,我大喊一声,蒙叔。

2.

上个世纪90年代,我爸是县城桐梓煤矿的厂长。夜幕降临,他就在镜子前,往手上挤一大团摩丝,搓匀,往头发上抹。他是歌舞厅、夜总会的贵宾,呼朋引伴,主动买单,意气风发。

他也时常邀朋友来家里打牌喝酒,老蒙是我爸的朋友。

老蒙圆脸,乐呵呵的,说话有点大舌头,喝了酒话更是说不清,我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老蒙身上,趁着大人们笑话他时跟着笑。有次老蒙发现我也在偷笑他,朝我招手,让我过去,我战战兢兢走过去,他一把将我揽在怀里,满口酒气地对我说,小伙子,你也在笑我是不是?我感觉有点害怕又很不好意思,我说,我没有。赶紧挣脱出来。

其实我很喜欢老蒙,一是他喜欢让我给他买烟,七块一包的红塔山,他给我十块钱,剩下三块是我的跑路费。二是,尽管我爸告诉我他是监狱警察,有枪,专门管坏人,但我觉得他是个温柔而有趣的人。

我听他说过一个故事,有次他带一百多个犯人去茶山采茶,睡着了,醒来发现一个犯人跑了。那个年代,犯人跑了并不是一件大事,但这个犯人习武,身体素质非常好,他还是有点慌。逃犯母亲一听说后立马就哭了,跪在地上对老蒙说,叔叔,求你不要开枪打他。老蒙一把将犯人老母亲扶起,说,我答应你。

后来在马场坪镇,他发现了逃犯,拔出枪穷追不舍,逃犯纵身跳下一个几米高的土坎,老蒙也跳了下去,用枪对准他。逃犯慌了,顺手捡起一块大石头,准备殊死抗争,老蒙说,你妈让我不杀你,我答应她了,你把石头扔了,跟我回去。逃犯扔了石头,老蒙说,过来,背老子上去。老蒙用枪抵着逃犯的头,逃犯背着他上了坡,最终抓捕归案。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蒙要让逃犯背他,老蒙喝了一口酒说,老子脚崴了,走不动路。

我对老蒙的枪保持极大的好奇。每次来我家,我都会偷偷打量他腰上有没有枪,有次大人们喝了酒,叫老蒙把“鸡腿”拿来看看。老蒙二话不说,解开枪套掏出枪,退了子弹递过来,大家轮流把玩,枪传到我手中,非常沉,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五四”式手枪。

关于这把枪,我有个深刻的记忆:99年春节前后的一个晚上,老蒙喝了酒来找我爸,俩人像约好了似的准备出门,我执意要和他们一起,我爸不允许,老蒙摸了摸我的头说,走吧,小伙子!我爸想了想答应了。我爸开着桑塔纳出了门,不一会儿,有两个女人上了车,虽然那时我还小,但我能感觉出这两个打扮时髦,身上有香水味的女人与我爸和老蒙的关系不一般。

老蒙在副驾驶座,按下车窗玻璃,朝外面吐痰。街上张灯结彩,年味儿十足,少年们成群结队,嘻嘻哈哈,耳边时而听到烟花爆破的声响。两个女人都抽烟,吞云吐雾,我夹在中间非常难受。车里放的是陈百强的《一生何求》,他们跟着一起哼唱,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

一个女人问,老蒙,你会弹这首歌吗?老蒙说,当然,改天我亲自给你演奏。桑塔纳招摇过市,那时我想,他们年轻,体面,拥有朋友和美好的未来,仿佛这个小城和时代都属于他们,这一生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呢?

老蒙在一个商店买了矿泉水和饮料,车朝塔坡开去,这是一个烈士陵园兼风景区,老蒙决定带我们去放枪。车在盘山路上绕来绕去,车里的港台流行歌在耳畔环绕,我特别晕,用力憋着,差点吐了。终于停在一个坝子上,老蒙下车,蹲在路边哇哇吐了起来。几个人嫌弃地笑他,老蒙说,压不住,今天整多了。一个女人上前给他拍背,递给他矿泉水和纸巾。老蒙用水漱了漱口,说,走吧。

我们沿着石阶往塔的地方走,这是山的最高点。

台阶两旁是黑压压的森林,没有路灯,天上也没有月亮,眼睛适应了黑暗,周围逐渐变得明朗,仿佛皓月当空,我很清晰地看到每一步台阶的位置。我听到两个女人高跟鞋踩在石阶上以及她们嘻嘻哈哈,一惊一乍的声音。这里曾发生过杀人碎尸案,一般人不会深更半夜来这里。但我当时并不害怕,或许是因为老蒙是警察,有枪。我看到一个女人牵着我爸的手,他们以为在黑暗中我没发现。

到了塔下,俯瞰小城,年,为了迎接新千年的到来,让城市的夜景更加亮丽,政府统一在某些建筑外墙安装彩灯,每到夜晚,塑料管里的彩灯闪烁,像把萤火虫放在南瓜茎里一样。最亮的是县政府,公安局和供电局,我在找我家的位置,不确定在哪里。风在耳畔呼呼作响,大人们说的话被吹散,我听不太清楚,只见几个烟头发出很亮的光。

一个女人说,我听人说,千万不能在塔下照相。另一个女人说,为什么?那个女人回答,会被塔压住,一辈子翻不了身。老蒙正在给子弹上膛,他说,我就在塔下照过相,我从来不信这些。他吐了一口痰,接着“砰”的一声巨响,两个女人吓得叽哩哇啦,我也被吓了一大跳,老蒙正举着枪朝天鸣放。女人埋怨说,你要死啊,老蒙,打枪也不说一声。老蒙哈哈大笑。

老蒙把枪拿给我爸,说,来试试,枪口一定不能对着人!我爸谨慎拿过枪,走到一个开阔处,朝天鸣了三枪,把枪还给老蒙,老蒙要教两个女人开枪,女人不敢,老蒙说,来嘛,来嘛。老蒙握住女人拿枪的手,身体贴得紧紧的。砰砰两声枪响,女人恐惧而兴奋,又是一阵叽哩哇啦。两个女人都打了枪,老蒙说,小伙子,该你了。我看了看我爸,我爸说,去嘛。我走过去,拿过冰冷的枪,老蒙贴着我,握住我的手腕,我用了很大的力才抠动扳机,鞭炮爆炸般的巨响震耳欲聋,刺鼻的火药味钻进我鼻孔,我脑海一片空白。

回去的路上,我回味着刚才开枪的一瞬,像猪八戒吃人参果,痛快但没过瘾,老蒙呼呼睡着了,两个女人下了车,我爸对我说,回去什么都别说。

3.

老蒙回过头,打量着我,一开始有点愣,接着眼睛像翻滚的潮水。我说,蒙叔,我是东东。

老蒙笑了,说,我刚不敢确认,你长那么大了,小伙子。

老蒙说,去我家坐坐。我说,还住原来监狱宿舍吗?老蒙说,那房子卖了,现在在粮油厂这边。我抬头看到不远处有家咖啡馆,我说,你忙不忙?老蒙说,也不是很忙。我说,我们去喝杯咖啡。老蒙想了想说,好。

我们去了咖啡馆,空调开得暖和,我要了两杯咖啡,老蒙往里面加了糖,像喝酒一样啜饮,狗趴在地板上舒展身体。

我说,叔,你还好吧?老蒙点了点头说,我还好。我说,狗那么乖,怎舍得卖了?老蒙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你阿姨身体不太好,我这边工资还没接到,有时候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小伙子你不要笑话我。我说,哪会呢。

老蒙说起了他的生活,关于那支枪的另一个故事,当然,这些事当年在县城传得沸沸扬扬,我爸也给我说过,用一种很遗憾很伤感的语气。

老蒙有个儿子,比我大两岁,叫小龙,尽管老蒙和我爸关系很近,但我和小龙非常陌生,初二那年,有次放学在一个巷子里,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我的去路,被拦住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好像被打了,忍不住抹眼泪,另一个拿起脱下来的鞋,证明鞋里没有藏钱。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青年就封了我的领,我不依,两个人准备打我,被推搡时,我看到了小龙,他靠在墙上,嘴里叼着一支烟,他走过来,一把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死死地抵在墙上,力气很大,我没有反抗的勇气,但我依然用不服输的眼神盯着他,突然,他松了手,他好像认出了我。一丝愧疚和尴尬从他眼里一闪而过,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转过身,对他的同伴说,走。

这是我对小龙最深刻的记忆。

老蒙离婚早,小龙和他妈去了南方,14岁时又回到县城,不学无术,与社会青年厮混,他亏欠小龙,试着用暴力解决问题,但是暴力只能带来反抗,他拿他无法。

16岁的小龙成了县城里有名的混混,有天他和人发生争执,被人砍了一刀,去医院缝了针,二话没说,就去了老蒙那里,老蒙头晚喝醉了,正在睡觉。小龙偷走了他的枪,转身出门,傍晚,小城西街传来一声枪响,那个砍伤他的人当场被爆头。

老蒙说起这些事的时候,眼神是痛苦的,他说,我上个月去看他,还有八年,出来他就快四十了。

这个事发生后,老蒙的工作自然丢了,儿子死缓减到无期,至少要坐二十年的牢。老蒙说,一开始我恨他,但后面我恨我自己。

老蒙的前妻去年检查出癌症,老蒙说,无依无靠,我不可能不管,这么多年,我做过很多事,包过工程,跑过运输,在饭馆掌过勺,起起落落,存不住钱,时代变化太快。

我的记忆始终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自从老蒙丢了工作后,他就像消失了一样,我很少从我爸的口中听到他的消息,我问过几次,我爸说,我也很久没和他联系了。

年后,我爸的煤厂慢慢不景气,他转了厂,陆续做过一些事,也在家闲过一段日子,他的头发开始变白,我再没见他把摩丝往头上抹的情形,长大的过程里,我总记得他焦头烂额地抽烟,为钱的事情和我妈争执,和电话里的人争吵。时代不仅变化太快,也向这代人毫不客气地降临苦难和不安,老蒙和我爸仿佛是一瞬间衰老的。

老蒙说,我在给一个朋友看茶山,每年有四万块钱,老蒙伸出右手,弯着大拇指,比出四个手指。

我说,蒙叔,以前我听说你弹吉他,你现在还在弹吗?

老蒙笑了笑说,指法忘记了,早就没弹了。我说,没事还是弹起来,丢了可惜。

老蒙的狗在哼,我说,它怎么了,老蒙说,它想拉屎,我要带它去拉屎。

和老蒙分别,我特意留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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