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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庞薰琹在花溪过年元旦

庞薰琹本来就对少数民族艺术传统感兴趣,他迷上了纹样,所以决定先到贵州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过一个春节。在他们离开云南之前,几个搞民族学的前辈一再叮嘱,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搞好民族间的关系,千万不能为了个人多得到一些资料,就不顾到对方的风俗习惯。从现有的资料看,庞薰琹是最早进入贵州苗寨并表现苗族生活的第一位画家。

他和芮逸夫两人从昆明出发,坐了三天的公共汽车,在路上投宿了两夜才到贵阳。刚到贵阳时他们出师不利,尽管有熟人介绍见到当时贵阳的民政厅长,这位厅长一听他们的来意,立马让他们打道回府,还说“蒋夫人宋美龄想要一套苗族的服装,我们搞了好久,也没有搞到,你们不要空想了。如果你们一定要去的话,那么一切由你们自己负责,民政厅不能派人保护你们。”[4]所以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去贵阳郊区苗寨。

庞薰琹和芮逸夫开始进入贵阳郊区的苗寨后,发现只要他们走近寨子,寨子里的人就全部跑光,躲到山里去了。因为当地苗人看到他们的不同穿着、不同语言、不同发式、拿着相机的外来人,担心他们是来收税或者是征兵的。庞薰琹和芮逸夫为了能和这些苗区民众进行交流,通过赠糖的方法先和当地孩子有了接触,再赠糖给老年妇女,然后介绍自己是来收购花边的。通过他们不断地走访,以购买花边、挑花、服装等工艺品的名义往来于苗族村寨,之后还参与到当地苗民的婚丧活动中,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消除了隔阂,使得贵州民间艺术的调查和采集工作能够深入进行下去。

后来他们得到苗族兄弟的帮助参加了一场葬礼,根据当时苗族的风俗,族中的长者去世要宰牛,全族人拿钱出来买牛,庞薰琹也用纸包了一块银元作为一份子,苗民于是就给他们两条白布,学苗民的样子把白布条缚在头上,跪在死人前面。苗民用来祭天劈开的牛头,平放在地上,庞薰琹联想到了这牛头非常像商周时期用来作为铜器上的装饰的饕餮纹,古代用饕餮纹作装饰的铜器,多数是礼器,那么这个劈开的牛头,到底与饕餮纹有没有关系,庞薰琹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艺术传统,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不是用那种猎奇的眼光,有些装束过去存在,现在他们自己已经抛弃,我们应该尊重化们的意见。少数民族都比较单纯、善良,内心是美的,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内在的美。”[5]这是庞薰琹在贵阳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逐渐认识到少数民族这种单纯、善良的品质。

庞薰琹《射牌》,水彩,40cm×33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收割》,年,水彩,80.5cm×44.5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在《就这样走过来的》中这样写道:“花溪离贵阳不太远,是当时贵州的一个风景区。所谓风景区因为有远山,有流水,有一些平原,有一些树木。像这样的风景区,在江南是不算什么稀奇的。我们到了花溪,为了节省开支,在一个小土地庙中,支起了两张行军床,就算是我们的宿舍和我们的办公地点。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我们想买些吃的东西,作为我们的辞年晚餐,可是芮逸夫出去转了一大圈,只买回来一对红烛和几两烧酒。我们点上了红烛,分喝了烧酒,昏昏沉沉睡了一晚。醒来天已经大亮了,迎来了一九四零年。”[6]

80年前,庞薰琹和芮逸夫就这样在花溪渡过了年的元旦。根据他的描述,我时常在想,他们到的花溪说不定就是如今的孔学堂一带的布衣村落和苗寨。

当时大夏大学在贵阳,由大夏大学的介绍,他们访问了花溪仲家族,仲家是布依族的旧称。他们拿了介绍信去访问的第一户人家,正好碰上这家的三女儿隔日就要出嫁到邻村去,征求主人的同意后,他们第二天就加入到送亲的队伍中去。据庞薰琹观察,仲家族基本上已汉化,但是在民族艺术传统上,却还保留着自己民族一些特点。普通服装很像清代末期时汉族普通妇女的服装,上身穿镶花花边的大襟上衣,下穿长裤,衣袖上与裤脚上都用挑花花边,但是它的图案风格与苗族图案风格不同。仲家族中有些人家生活比较富裕,识字的人也比较多。在清代时有些仲家族还考上秀才、举人,比如布依族莫与俦(-)就是嘉庆四年进士,其儿子莫友芝(-)是道光十一年()举人,家世传业,通文字训诂之学,与遵义郑珍并称“西南巨儒”。

庞薰琹《垂钓》,年,水彩,53cm×32.5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割稻》年,水彩,54.5cm×40.5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年1月2日,庞薰琹写信给李济,信中写道:“芮先生与琹二十八日即乘车去花溪,在花溪住两夜,曾去苗夷村寨购得花边、衣服等物。三十日步行至石头寨,在夷人家住一夜,亦购得花边等物。三十一日又自石头寨步行至青岩。今住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昨日曾去仲家村寨,今日去青苗村寨,明日则拟去花苗村寨,在此收集标本得其方法,则尚不十分困难。惟因经费关系,琹不敢尽量收购。不知标本价费是否能略增加与是否需要尽量采集,请即电示贵阳中山路二二六号任树樁先生,将琴为感,专此敬颂年禧。”[7]

青苗老父打鱼,年01月

贵阳市花溪区青岩空硐坡;

西南少数民族编号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青苗水田中之蓄水井,年01月

贵阳市花溪区青岩空硐坡;

西南少数民族编号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他们在花溪看了苗族的“跳花”后就去了龙里、贵定二县。在龙里、贵定调查完毕以后,庞薰琹把在这两县收集的资料,包成两大包交给贵阳邮政总局,寄回昆明。没料到贵阳邮局失火,把资料烧光了。

而更不幸的是,庞薰琹每到一县、一乡把那里各族人民的服装,从头到脚,做了详细记录,此外他还记录了各族的风俗习惯以及民歌等等,满满两大本,和他一些画都在“文革”中被毁了。在上世纪80年代庞薰琹晚年回忆说,“我对自己的画的毁去,并不可惜,因为我失去了过去的画,还能画出新的画。而对于民族艺术与风俗记录的被毁,这是无法弥补的。四十年过去了,她们的服装一定有所变化。”[8]遗憾的是庞薰琹来不及画就撒手人寰。

庞薰琹《卖柴》,年,水彩40cm×33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丧事》,年,水彩,39.7cm×33.4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四、 庞薰琹的孤本《贵州山民图》

贵州考察两年后,年,庞薰琹在成都,根据记忆在纸和绢上画了《贵州山民图卷》共二十幅。这批作品描写贵州山民的生活、恋爱、婚姻、上街、背柴、病死,且每一幅都有简单说明。但遗憾的是,配图的文字说明已不存,如今无法确知其内容。但我们仍可以看到《贵州山民图》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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