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贵州由于交通的阻碍，消息的闭塞，经济的落后，与全国相比一直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尽管辛亥革命的兴起，贵州也为推翻满清政府走上了时代的前列，但由于贵州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和自身的局限性，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很快被封建军阀所窃取，一批仁人志士为寻求拯救民族复兴的道路而不断地探索。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很大程度上荡涤了人们思想上对封建神灵的膜拜。五四运动在贵阳的蓬勃掀起，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民族危机中接受了科学的救国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在贵阳的传播作了积极的准备。五四运动显示出贵阳青年反帝爱国英勇斗争的精神，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民主与科学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对贵州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促进贵州青年的觉醒，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一、省外进步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五四运动之前，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入中国。贵阳的封建军阀统治者以坐壁上观之态，无视外地正在悄然兴起的民主革命思潮。年12月11日《贵州公报》以《俄国第二次大革命要闻种种》为题，报道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率领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政权的情况。接着贵州《铎报》连载了《俄国过激派与德国之关系》等述评，文中多次提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字。这些闻所未闻的思想让贵阳人耳目一新，报纸被抢购一空。不久，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通过在外求学的进步青年周逸群、王若飞、饶近庄等传入贵阳。这些进步书刊犹如沉寂中的一声惊雷，促使贵阳知识界开始对民族觉醒、民主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
继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会”之后，贵阳也成立了“少年贵州会”，提出“以造成少年贵州”为宗旨，在传播西方民主与科学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进步思想是贵阳早期民主思想兴起的萌芽。省外不断传来的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新概念也让贵阳的知识界为之兴奋。
五四运动以狂飙突进的精神予贵阳青年以洗礼，五四精神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贵阳的发展，新文化、新思想在贵阳各所学校得以广泛宣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德谟克拉西”“布尔什维克”等新名词在贵阳青年学生中广泛运用，那些被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视为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学说、新理论，从五四运动之后就在较大程度范围内被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群众所普遍接受。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中国的出路，积极寻求和思考科学的救国救民理论。五四以后从国外回到贵阳的刘方岳、田君亮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刘方岳最先在达德学校宣讲巴黎公社的情况，讲解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田君亮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作课本，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贵阳当时出现的一批进步书店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书店中一些进步书刊如鲁迅的作品、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如列宁的《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ABC》《新青年》等在学生中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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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的生命力，以切合社会实际的思想理论激发了一批对现实深怀愤懑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探索精神，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变革引起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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